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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研究

        “一帶一路”倡議下,“走出去”企業境外稅務風險防范探討

         

        來源:稅海之星

         

        內容提要:“一帶一路”十周年,回顧國際稅務環境的變化,“走出去”企業需總結境外稅務風險的教訓,以便今后更好的應對和減少損失。筆者小結了“走出去”普遍的、典型的七種境外稅務風險并提出了相應的應對措施;“走出去”企業應該總結案例,推廣交流;建立和完善相應的具體制度和規定;中國內資財稅所也應盡快“走出去”服務“走出去”企業;國家稅總還應對“走出去”企業加大支持和專業救濟。

        關鍵詞:“一帶一路”“走出去”企業 稅務風險 防范措施 稅務稽查 稅務爭議

        一、“一帶一路”下的稅務環境簡要回顧

        2023年正值我國發起“一帶一路”倡議十年周年,十年來,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始終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促進資源全球合理配置,生產要素跨境有序流動,國際經貿自由往來,我國在稅收方面也積極配合“一帶一路”倡議,同樣也取得了重大成就;由我國發起建立的“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BRITACOM),合作機制理事會成員已增加至36個、觀察員增加至30個,“朋友圈”和影響力持續擴大。同時,在該合作機制下還建立了“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促進聯盟。2013年以來,我國共與20多個國家簽署或修訂了稅收協定,以亞洲、非洲、南美洲發展中國家為主要談簽對象,積極與“一帶一路”和國際產能合作重點國家開展稅收協定談判,目前,我國的稅收協定網絡已經覆蓋了全球110多個國家和地區,且在絕大多數的雙邊稅收協定有措施機制的特殊約定,這為跨境投資創造了確定、有利的稅收法律環境。

        但是,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近些年來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困難。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尤其是后疫情時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財政困難,投資減緩。俄烏戰爭更是引起世界地緣政經的改變,美歐打壓、遏制中國,各國貿易保護抬頭,大國博弈,競爭激烈。

        與上述國際大環境相對應,我國“走出去”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面臨的稅收環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困難;如“一帶一路”沿線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進行了完善稅制和加強征管,其中包括增加新的稅種,提高稅率,加強和提升現代化、信息化的源泉稅收征管手段,尤其是配合國際間反避稅合作,轉讓定價的納稅調整成為常態。而中國“走出去”企業也多成為了境外東道國,尤其是那些發展中國家當地的重點稅源和征管對象,相關稅務檢查和稽查頻繁,稅收糾紛和爭議日益增多。與此同時,中國相關國家部委,如國務院發改委、國資委、商務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都對“走出去”企業提出了更高的境外依法、合規的經營和管理要求,“走出去”企業的中國集團總部也加強了企業內部財經紀律與內控的管控,境外稅務風險的防范,境外稅務依法、合規更是成為重中之重。對中國“走出去”企業來說,“一帶一路”的十周年發展實踐,既是我們總結經驗,分享成果的時機,也是一個不斷試錯,吸收教訓的成長過程,特別是后者,更有助于“走出去”企業未來走得更遠,走的更穩。

        二、“走出去”企業的主要境外稅務風險及成因

        “走出去”企業在境外風險很多,原因種種,其中有“走出去”企業自身對境外稅制了解和把握不透,管控失當的內在原因。也有在東道國,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稅制不健全,執法有腐敗的外部原因。筆者在此列舉如下具體七種主要的、典型的稅務風險并作簡要成因解析,以便相關者重視并以此關聯總結。

        風險一:財稅調研不周全

        有些“走出去”企業在項目投標前期,由于調研期間經費不足,或是出于節省費用的考慮,往往以免費獲得的財稅資訊為主要參考資料,并沒有深入、細致和專業了解與把握東道國(項目所在國)的詳細稅法規定和實際操作情況。雖然前期在東道國做了一些調研,但是隨后東道國的稅法進行修訂和改變,“走出去”企業并沒有及時更新。特別是很多東道國的稅收法規與實際執行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走出去”企業需要投入人力和財力進行實地的實操詳盡調研,但往往都沒有做到。還有部分“走出去”企業對境外項目負責人的考核激勵機制存在著制度缺陷,價值取向上急功近利。境外項目負責人往往以盡快中標為目標,盡早獲取項目獎勵收入為動力,忽視長遠稅收風險,低估潛在的稅負。前期稅收調研不周全,就為隨后企業“走出去”預埋了很多潛在的稅務風險。

        風險二:稅收優惠缺保障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一般為了招商引資都頒布了各種形式的稅收優惠政策,其稅收優惠的導向有:吸引資金,對于政府援助項目,國際金融組織的優惠貸款,東道國用國家信用擔保的貸款給與減免稅待遇;鼓勵產業,對于關乎東道國國計民生的大型基礎設施,或高科技企業給與減免稅待遇;特定地區,對于落后待發展的地區、經濟開發區、經濟開發園區給與減免稅待遇;當地就業,對于在東道國當地大量招工、雇員、解決充分就業的企業給與減免稅待遇。一般來說,“走出去”企業在東道國有投資意向或在初期談判時,有一定的談判比較優勢,可以力爭在東道國的相關減免稅待遇。但是有些“走出去”企業與東道國業主簽訂的種種稅收優惠合同,往往因簽約時,不規范、不專業,沒有隨后的稅收優惠待遇保障條款或調價機制,特別是因沒有隨后及時獲得東道國法定程序上的,權威認可的文件、批復或判案,東道國的基層稅務征稅或稽查機關往往對在合同上簽定的減免稅不予認可,最終“走出去”企業無法得到減免稅的保障和兌現。

        風險三:合同稅負預估不足

        很多境外項目在前期談判和投標時,沒有財稅專業人員的直接參與,而市場和商務人員往往缺乏對項目涉稅情況的深入分析和專業判斷,其在合同商務報價時,往往憑借以往項目估計稅負的經驗、參考其他國別稅負的計算方法,并沒有將投標國別稅制的特殊性加以周到考慮或對其差別未做專項調整。“走出去”企業在東道國往往客觀存在實際發生,但在當地企業所得稅前不能列支的各項成本和費用,即所謂的成本、費用“硬缺口”,如在東道國當地的零星采購費、前期調研費、項目公關代理費、中方外派人員在中國發放的工薪和社保費、中國總部為境外項目代墊資金的本金和利息、中國保險公司的保費、總部對境外項目的管理費、“隱性”分包商和合作方不合規的票據費用等。對于上述成本、費用的“硬缺口”,“走出去”企業需要逐項細化和量化,及時更新和調整相關的滾動預算,這樣才能做到有針對性的整體稅收規劃,若只是對境外項目的稅負做粗略的定性分析和估算,最終還是與實際發生的稅負差距甚遠。還有些“走出去”企業的市場負責人,因其考核及獎勵機制局限所致,往往會認為壓低報價和低估稅負,其結果最終會導致境外項目虧損,經營失敗。

        風險四:原始票據不合規、稅務檔案不齊全,外賬編制不規范

        “內賬”是“走出去”企業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財務制度、企業集團內部財務管理辦理,集團內部統一電算信息化系統進行財務核算和匯總的賬套。“外賬是東道國當地注冊公司根據東道國的會計制度、財務規定、稅務法規制定的賬套,其主要目的是為當地注冊會計師做審計報告及在當地稅務機關申報納稅、匯算清繳或稅務稽查所用。一般來說,“走出去”企業在東道國當地公司的外賬以內賬為基礎,在對東道國與中國不同的財會、稅務差異進行相應的調整后編制而成。

        于此同時,外賬的規范管理需要依賴合規票據審核及稅務檔案集中歸檔管理的扎實基礎工作。大多數“一帶一路”國家的票據印制和監管還沒有完善信息化(如中國金稅系統),其原始票據有企業自行印制,形式各一,并沒有當地稅務機關的統一監制。只要原始票據的稅務要素齊全就為合規;其中稅務要素包括公司注冊代碼、公司名稱、公司地址、聯系方式、納稅稅號(包括增值稅號)、明細摘要、價稅分別金額、簽名或印簽等。很多情況下,是在當地銀行或稅務征稅機構進行票據合規的間接認證。因此,“走出去”企業財稅人員要進行專業復核和最終把控并給與相關者必要的輔導和培訓。但是,往往“走出去”企業并沒有做好原始票據的嚴格審核,導致出現“錯票”和“假票”的情況。稅務檔案的相關資料包括東道國當地的稅務登記證,繳稅卡、當地財稅部門的免稅函、當地會計事務所的審計報告、稅務申報表,完稅證明、代扣稅憑證,稅務機關的年度匯算清繳報告,稅務檢查或稽查的項目記錄和報告等。上述稅務檔案或是原件丟失,或是資料不全,或是不能集中管理,無法及時應對當地稅務檢查和稽查的有力舉證。

        由于原始票據和稅務檔案這兩項基礎不牢,加之外賬過度依賴外部當地中介代理,“走出去”企業缺乏積極參與和了解,由此,外賬不規范,導致審計報告不實,納稅申報不準,隨后應對當地稅務檢查非常被動,進而付出額外的稅負代價。

        風險五:境外個稅查補多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當地通貨膨脹、外匯管制、境外項目的臨時逗留等原因,中方外派員工不愿全額在東道國發放工資。一般是參考東道國的最低平均工資,發放部分工薪并繳納當地要求的個稅和社保費。與此同時,由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當地工作、生活條件比較艱苦,當地中國公司一般還給外派中方員工提供各種附加福利(fringe benefit),如免費提供集體住宿、伙食、交通、通訊、往返機票,甚至提供日常生活用品等。由此,東道國稅務機關往往比照或參考當地歐美同行公司員工工薪水準或中國同類工薪水準,認為中方外派人員名義工資過低,進行調增,進而補征個人所得稅。對于上述各項公司的附加福利,東道國稅務機關將認為應該依法進行當地市場化和貨幣化,進而補征個人所得稅,甚至課征滯納金和罰款。近些年來,很多發展中國家也依照雙邊稅收協定,從中國稅務機關獲取情報互換,獲得中方外派員工在中國發放工薪和繳納個稅情況,或在CRS銀行信息交換中的獲取外派員工在中國的工薪信息,隨后進行納稅調整和大額補稅。

        風險六:合作權責需理清

        由于境外項目投標、融資、保險、資質以及國別市場分工等原因,東道國業主(甲方)一般是向中國集團總部發標并與其簽訂總承包合同。中國集團總部作為總承包商在項目所在國注冊公司并申請單獨的納稅人稅號,而總承包商的分包商或合作方,在大多少特定情形下,并不在當地注冊公司和申請稅號,而是以“隱性”方式,即以當地總承包商的法律身份及納稅號來實際經營和繳稅。由此,“隱性”分包商和合作方往往被其本位主義和眼前利益所困,在東道國并不嚴格進行稅務遵從,會預埋種種的稅務風險;例如;分包商的分包款以票充數,獲取當地的票據不合法、不合格,甚至以假票據沖抵分包款;分包商在東道國報關和清關時,不如實報關,甚至灰色清關;分包商的項目負責人私人帶入大額現金入境,公款私存,私款公用,逃避當地銀行在支付環節的代扣稅;分包商對統一票據匯總、統一制表、建立外賬缺乏配合和協調,對財稅資料和稅務檔案的存放,零散失控,各自為政,不能積極有效配合外部審計和應對稅務稽查;分包商甚至還要顯現獨立身份,如展現企業的獨立標識、統一工裝、公司名牌、對外獨立宣傳等,這將容易被當地稅務機關判斷為常設機構并被單獨核定征稅。

        對“隱性”分包商和合作方,若總承包方缺乏強有力的統一監管和配合機制,其結果是總承包商將承擔額外的稅務遵從和全部的稅收稽查的壓力,最終導致稅務風險的失控和稅負極重。

        風險七:稅務檢查應對弱,稅收爭議解決難

          “走出去”企業在東道國面對當地稅務檢查,特別是面對突發稅務稽查時,往往不能有效應對,其中各種被動表現有:應對當地稅務檢查或稽查的經驗不足,往往以當地市場人員出面,希望借助公關手段,息事寧人,甚至還可能引發腐敗案件和不利的社會輿論影響;當地公司財稅資料不完善,票據不規范,稅務檔案不健全,自身舉證困難,辯解無力。由此導致應對方式上不專業,不有效,也不長遠。還有東道國當地公司與其中國總部溝通不暢,自行其是;總部也缺乏專家團隊到現場及時指導和跟進監督;當地公司也沒有適當、稱職的專業中介給與及時的專業指導和現場輔助。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都司法相對獨立,對于稅收糾紛或爭議案件,一般采用的是法院訴訟判決,其耗時長,花費大,參照的案例法龐雜,“走出去”企業的當地公司必需要聘請專業稅務律師的出庭進行訴訟解決,“走出去”企業往往不能適應,被動應訴,久拖不決,最終補交大額稅款和被罰巨額滯納金,直接導致“走出去”企業境外項目的虧損,甚至影響到將來的既定業務的后續正常開展。

        三、“走出去”企業境外風險應對及建議

        鑒于上述種種境外稅務風險,“走出去”企業如何應對?其即需要從自身不斷總結教訓,提煉典型案例,做好今后的整改措施。更需要“走出去”企業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學、系統和務實、有效的管理制度、規定、流程和操作方法,也要依賴中國內資財稅專業中介“走出去”的鼎立相助,還有求助國家稅務總局的必要幫助和救濟。

        (一)“走出去”企業需總結案例,及時擴大整改效應

        對于境外上述種種稅務風險所付出的代價和教訓,特別是因“走出去”企業自身的過失,管理失控及外部專業意見的缺失而造成的稅收損失,“走出去”企業都應以典型案例進行事后的總結,并作整改方案和在集團內部廣泛的交流。特別是對與一些典型稅案,如稅務檢查或稽查應對不當,舉證不利,自身基礎工作有漏洞的案例,應該進行復盤演練,向境外相關人員,相關項目的國家進行內部討論、培訓和推廣,力戒和避免相同或類似的問題重犯或在其他國家再犯。但是,根據筆者以往的經歷體會。“走出去”企業的上述種種稅務風險,具有普遍性,但是真正做到總結、整改和交流的“走出去”企業并不多,“教訓是從來不汲取教訓”。在此筆者特別強調:“走出去”企業必須要制定相關的《應對東道國稅務稽查的策略方法》以及《失敗稅案總結、整改、交流的規定》。該方法和規定應強調:在東道國當地稅務檢查或稅務稽查結束后,當地公司要及時獲取當地稅務機關的檢查或稽查書面報告;當地公司要將及時將稅務檢查或稽查的結果作書面總結分析報告,提交給企業總部稅務管理部門。報告內容應包括稅務清稅、檢查結果,對繳稅,罰款及滯納金情況進行緣由解釋和對應對過程的小結和分析。隨后要對稅務稽查應對不當,造成稅務損失的,應提出后續補救和整改措施;對于整改方案的具體措施要包括具體事項、落實責任人,完成節點等。對于失敗稅案總結及整改措施,也要在整理后,在企業集團內部作相應的培訓、交流和推廣。因很多“走出去”企業失敗的稅案涉及到企業自身的商業機密,特別是有損企業自身的聲譽,因此,此類彌足珍貴的案例,不可能被外界知悉,更難被其他類似“走出去”企業的學習和借鑒。筆者在此呼吁;相關政府機構,如國家稅務總局,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甚至一些相關國際稅教學的院校,應該極力組織和收集此類“走出去”企業應對種種稅務風險不當、不利的典型案例,進行技術處理(如隱去企業名稱、具體國別機涉稅金額等敏感因素)和理論抽象及分析,以通用案例和技術分析的形式,向更多“走出去”企業進行宣介和警示。以此打破隔離的“企業墻”,推而廣之,使更多的“走出去”得一取經受益。

        (二)“走出去”企業需建立和完善相關境外稅務風險防范具體制度、規定和辦法

        為了應對上述七項主要普遍的、典型的境外稅務風險,筆者建議:“走出去”企業應該遵循依法合規,務實擔當;減稅減費,賦能增值;事前參與,全程跟進;業務參與,重點有效的四項指導思想原則,根據企業自身情況制定相應的、具體的如下相關境外稅務管理制度、規定和實操方法。

        (1)要依據投標階段或設立當地公司前期付費調研報告(財稅盡調報告)為基礎,然后根據東道國了解到的相關稅務實操做法,時時更新并補充相關財稅信息,進而制定最符合當地公司業務情況的、簡明、實用的《國別財稅實操指南》;(2)要堅持走完東道國稅收優惠所需的全部法定程序。一定要倒逼和要求東道國的業主(甲方)積極配合,力爭限期獲得具有東道國權威性、法定性的稅收優惠形式;如總統令、總理令、財政部(稅務總署)的免稅函或免稅批復、議會(或國會)的決議或議案、最高法院判例或判案。另外,在稅收優惠條款的表述上,要明確、具體和規范;要預設相關保留條款,以防將來東道國稅制和征管的改革或變動;特別是要專門設有對業主因稅負增加而作調價補償的兜底條款;(3)走出去”企業集團總部財稅專家或相關人員必須提前積極參與境外項目的相關商務談判(如與東道國的業主、財稅機關、分包商的談判和溝通等),要制定集團內部的《涉外經濟合同稅務評審辦法》,并將相關涉稅條款的評審權責作為簽約的前提條件和必須程序。同時要細化和更新的境外項目的輪動預算,提前做好境外項目的整體稅收規劃方案,彌補相應的成本、費用“硬缺口”。還要完善境外市場負責人員的考核獎勵機制,對于先入市場,壓低稅負競價,還要有及時預警機制和應急方案;(4) 要建立《外賬編制規程》,提示東道國與中國不同的財務制度、會計準則、稅法規定差異內容;外賬與內賬之間的對應和勾稽關系;統一在東道國的會計核算及記賬方法,同時采用東道國相關政府認可和通用的外帳記賬軟件;外賬編制還要注意落實上述境外項目整體稅收規劃方案在賬務上的處理。還要建立《票據審核管理辦法》和《稅收檔案管理辦法》,該辦法要具體規定對外支付和內部報銷要及時提供合法、合規的原始票據;對于不合法、不合規的票據,原則上不辦理付款或報銷手續。該辦法要規定稅務資料原件應長期(如十年)保留,稅務檔案應編制目錄,集中妥善在當地保管,以被日后隨時被審計和稅務檢查隨時調用。調閱原件要有審批程序,歸還記錄。相關人員調動,輪崗要完成監交手續。稅收檔案的管理,還要借助中國集團總部現有信息化管理手段,上傳相關資料在中國總部歸檔監管。(5) “走出去”企業要完善中方外派人員的海外工薪發放和附加福利補貼制度,以及相關的個稅和社保的管理辦法。在發展中國家要盡可能將名義工資實體化,即中方外派員工最大可能在東道國當地多發放本幣工薪;要將一部分企業的附加福利進行貨幣化發放,即將海外補貼、津貼及當地必要生活支出(如探親往返機票、當地交通、通訊及日常生活用品等費用)要以現金形式支付給中方外派員工個人,并在當地繳納個稅。同時要研習和遵守當地稅法的具體要求和規定,要遵循“非現金,非直接受益,集利體福”的原則,力爭享受東道國當地相關附加福利的免稅待遇。還要參考東道國當地工薪指導線,每年適度調高中方員工名義工薪。力爭降低東道國當地個稅稽查補稅的風險,增大工薪稅前列支費用,減少企業所得稅。從根本和長遠發展來看,“走出去”企業還是要盡快工薪待遇國際化,用工當地化,也可積極推進與國際勞務派遣公司的密切合作,多渠道合法解決東道國當地用工工作簽、居留證、當地個稅和社保繳納的困難和挑戰。(6)總承包商要制定詳細、可行的《“隱性”分包商和合作方的財稅管理辦法》,該辦法要在合同報價中明確分包商的稅負估算和分攤;總承包商要讓分包商提供或有稅負的擔保責任 (如提供銀行保函);總承包商要對分包商的原始票據進行審核管理(如見票付款);總承包商要給與分包商和合作方必要的、及時的指導和培訓;總承包商要領導和組織統一的核算和記賬;總承包商要對分包商的銀行資金專戶管理,加強監督(如在銀行留存與分包商的雙方權簽人);要規范財稅資料歸檔管理,要求分包商與合作方合力應對當地稅務稽查;(7)“走出去”企業要制定《應對東道國稅務稽查和解決稅收爭議的策略》,其應對東道國稅務稽查的具體措施應當包括:境外當地公司應高度重視東道國稅務機關的非正常的稅務檢查或稽查,應在第一時間向當地負責人及總部匯報稅務檢查或稽查的通知、時間、范圍和被要求提供的資料;就當地稅局要求提交的資料(尤其是某些敏感的資料),需要事先歸集和規整,當地項目公司須及時提交給總部專家預審把關,同時要明確對外的固定財稅專業接口人;總部應及時派專業人員(如財稅及法務專家)親臨現場并協調相關資源,給與當地公司及時指導和最大支持,必要時還要聘請當地權威專業中介給與專業意見和現場輔助。向東道國當地稅務局提供的所有相關資料都要力爭獲得當地稅務官員的書面簽收確認,同時在當地公司要留存復印件并向總部匯報備案;其應對稅務爭議的解決策略是:應以公關為輔,專業支持,積極訴訟為主。“走出去”企業要有決心和耐心,舍得花費,聘請東道國當地比較權威的律師事務所及有成功辦案的稅務律師,代表“走出去”企業在當地法院提起訴訟。“走出去”企業的當地的財稅人員,商務人員也要積極配合,提供相應財稅資料和數據,說明相關業務性質,事實真相,保全和收集相關證據,節省訴訟費用并提高訴訟的效率。

        上述七種相應的境外稅務風險防范的具體規定和方法,只是筆者的拋磚引玉,不可能覆蓋所有“走出去”企業的境外稅務風險。“走出去”企業還需要根據東道國當地的稅務法規,境外業務的實際情況,不斷補充和更新相關的境外稅務管理制度、規定、流程和辦法。其稅務管理越完備、越務實,“走出去”企業對境外稅務風險的防范和管控就越可行、越有效。

        (三)需要中國內資財稅專業中介“走出去”

        在很多的發展中國家,當地涉稅專業服務中介服務不夠發達,分工不細,國際化程度不夠高,如很多當地中介不能有效地用英文交流,很少有機構能用中文溝通,其服務質量更是參差不齊。由于在東道國的官方語言要求,加之當地財稅法規的不同,有的國家還有必須當地專業中介代理的要求,因此,中國“走出去”企業一般都要委托東道國當地的專業服務中介做代理記賬、年度審計、還有日常稅務申報、繳納和稅務年度清算。但是,要在這些發展中國家聘用專業可靠,能保守商業機密的涉稅專業服務中介并不容易。中國“走出去”企業需要耐心考察和不斷比較當地涉稅專業服務中介的背景和人員水平,慎重選擇。有時,還需要同時聘請不同的涉稅專業服務中介,在不斷的合作和磨合中,最終選定能夠長期合作的專業中介。特別是當“走出去”企業遭遇東道國當地非正常的稅務稽查或檢查時,“走出去”企業需要權威性的專業判斷意見和應對建議,甚至是親臨現場的應急相助。此時,在語言溝通、文化認同,行業洞悉方面,相關專業中介若能與“走出去”企業相互信任、緊密合作,特別專業中介是否能保守企業商業機密,保障信息安全就更顯至關重要。但是,在東道國的專業中介的現狀卻很難達到“走出去”的這種期望和要求,“走出去”企業更多情況下,是處于“病急亂投醫”,孤立無援的困境。急切期望有中國內資財稅專業中介能夠在當地給與及時、鼎力的支持。

        由于在很多東道國當地沒有設立分所或沒有建立國際服務網絡,缺乏有經驗的國際稅收專家,加之境外設點前期投入和收益的不確定性等原因,目前中國的內資財稅事務所還未能真正“走出去”設點布局,也沒有真正可以服務“走出去”企業的國際化團隊,這與“走出去”企業遭遇上述種種境外稅務風險,亟待中國內資專業中介支持和服務的現實需求嚴重脫節,不相匹配。

        筆者建議:中國內資財稅稅務所應抓住“一帶一路”倡議的大好時機,盡快在境外布局設點,聚集或共享國際稅實戰專家資源,鍛煉和提升國際稅團隊水平,特別是要充分利用好在中國地方人力資源和地域比較優勢,外派中方專業人員先型進入到與我國接壤或周邊國家,或是到與中國有全方位合作伙伴的國家,與東道國當地中介或合作或招聘當地專業人員,設立東道國當地的“中國服務小組(China desk)”,對接東道國當地聚集的中資“走出去”企業,主導量身定做的屬地財稅專業服務,開拓“一帶一路”具有中國特色和品牌的財稅專業服務的新天地!

        在此,筆者也特別提醒:“走出去”企業的內部財稅負責人和外部涉稅專業服務中介各有不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應該互相尊重和配合,以產生合力。特別是外部專業中介的專業意見和分析,可作為“走出去”企業重要的專業參考依據,但并不能替代“走出去”企業的最終抉擇和具體落實執行,后者是“走出去”企業內部財稅負責人不可規避的責任和價值所在。

        (四)求助國家稅總進行支持和救濟

        “走出去”企業在解決境外重大稅收爭議或稅收糾紛時,還可以求助國家稅務總局進行支持和救濟。其中雙邊稅收協定下的磋商機制(MAP)、事先裁定(BAPA)及友好協商會談形式就是非常好的途徑。

        在過去十年,國家稅總頒布了《稅收協定相互協商程序實施辦法》(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3年第56號),適用于稅收協定解釋和執行問題,如稅收居民身份認定、常設機構判定及利潤歸屬、各類型所得征免稅等;也包括《關于完善預約定價安排管理有關事項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6年第64號)和《特別納稅調查調整及相互協商程序管理辦法》(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7年第6號),適用于預約定價安排和轉讓定價相應調整等。在過去的十年里,國家稅總也曾與有關國家(地區)稅務主管當局開展了雙邊稅收協定下的相互協商500余例國(次),消除國際重復征稅150余億元,為跨境納稅人消除國際重復征稅280余億元,尤其是在轉讓定價的納稅調整方面,國家稅總已經積累了很多成功的案例,為我國“走出去”企業避免雙重征稅,力爭到了應有的經濟利益。

        筆者在此建議:為了促進國家稅總盡快安排相關境外稅收爭議案件的雙邊協商,提高談判效率。“走出去”企業要主動、事先提供詳細、齊全的東道國的相關稅務爭議案件的資料,要做好稅務案件的事實認定、稅法依據和相關證據的說明和匯報。其中包括并不限于:東道國當地法院的相關判案文件(判決書),東道國當地稅務機關對相關稅務案件的處理意見和稅法依據,東道國當地稅務律師的專業分析報告,“走出去”企業相關的商務合同、審計報告及相關財務數據等。若是涉及到東道國的轉讓定價的納稅大額調整,“走出去”企業還應提供所在行業背景、產業特征、企業特點的專業分析報告及可比數據的參考資料。對于是非英語的小語種的官方語言,“走出去”企業還需提供上述資料的中文或英文翻譯件。另外,“走出去”企業還需特別注意提請啟動雙邊措施機制的時效和程序,時效是2年,不要錯過申請的時限,應先從省、直轄市、自治區提起申請,然后才能上升到國家稅總。

        “走出去”企業還可以考慮通過國家稅總與東道國談簽雙邊事先裁定,給予跨國經營一定的確定性,從而提前消除潛在的稅收爭議。雙邊事先裁定是一個類似雙邊預約定價協定,“走出去”企業就其未來年度的跨境關聯交易定價以及經營利潤水平等事項,向交易涉及的中國及東道國兩國的稅務主管當局提出申請,兩國稅務主管當局依據稅收協定MAP條款,通過雙邊協商確認后達成的協議。“走出去”企業遵守執行安排條款,兩國稅務主管當局則依照協議認可企業相關定價或經營利潤水平。

        十年來,國際稅務總局還向主要投資和經貿往來的40多個國家使(領)館派駐100多名稅務官員,進一步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稅收合作,助力“一帶一路”經貿暢通。特別是近年來,在一些與我國是全方位戰略合作伙伴的國家,產生了一種友好協商會談的新的模式。該新模式是由稅務總局外派稅務官、中國駐東道國外經商處(參贊)、中國企業商會成員、當地知名財稅中介聯合對接與東道國財稅政府機關,進行定期或不定期地協商會談,討論解決在東道國中資“走出去”企業集中的、具有代表性的稅務問題以及亟待解決的稅務爭議案件。如在巴基斯坦、柬埔寨,尼泊爾這種由兩國官方人員參與,由當地中國企業商會的企業成員直接申訴相關稅收問題或稅案,且有當地權威財稅中介給與參考專業意見,這種新型的模式與在東道國當地法院稅務訴訟解決相比,更加省時、省力和有效。“走出去”企業應高度注重這種新模式,求助國家相關駐外機構推進解決境外稅收爭議和糾紛。

        總之,“走出去”企業的境外稅務風險的防范和管控,需要企業、中介及國家的合力共治,絲路同行,稅海共榮,才能未來可期。

         

         

        參考文獻

        (1)梁紅星.“走出去”企業境外稅收風險及防范措施(上、中、下), (J) 國際商務會計

        2021(11)上: 3-7, 2021(11)下: 18-23, 2021(12)上: 3-7

        (2)梁紅星.“走出去”企業稅務管理探討-相關具體制度、規定、流程和實操辦法 (J)對外經貿統計2022(3): 24-37

        (3)梁紅星.中方外派人員境外個稅問題初探 (J) 注冊稅務師2022(6): 40-44

        (4)梁紅星.完善境外項目總承包商與“隱性”分包商財稅管理若干建議 (N) 財會信報 2021-01-18(B5),2021-01-25(B5),2021-02-01(B5)

        (5)梁紅星.中國內資稅務事務所如何服務好“走出去”企業 (J) 注冊稅務師 2019年(9):67-69

        (6)梁紅星.“走出去”企業如何與境外涉稅專業服務機構合作 (J) 注冊稅務師 2023(7): 68-71

        (7)熊艷 李巧郎 鄧睿.服務對外開放 推動合作共贏——新時代我國稅收協定工作十年回顧 (J) 國際稅收 2023(3):

         

        作者梁紅星:國際稅實務資深專家,北京稅海之星國際稅工作室創始人,知名國際稅實務“稅海之星”微信公眾號群主


         

         

        發布人:利安達 發布時間:2023-09-15 閱讀: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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